【姚从刚的自留地】

不必过度为孩子焦虑操心，不要要求孩子回报养育之恩！

Tue, 05 May 2026 17:04:11 +0800

一、不必过度为孩子焦虑操心！

孩子虽然是你生的，养的，但他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的附庸或延续。他有他的人生——好也罢坏也罢，都是他自己的。

你看动物世界中，动物妈妈在孩子小时候会养育它们，教它们捕食，到了时候孩子就得独立甚至被强制赶走或被抛弃，全靠自己捕食生存。没有哪个物种会养后代一辈子，会为后代操心一辈子。

孩子长大了，独立了，有自己的生活了，其实就跟父母没有太大关系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过程。

父母必须懂得逐步放手，不要打着“爱”的名义，以“为你好”为理由，还想着控制他们，还以为能控制他们——父母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生存本身就很残酷，不只是人类！你看整个生物界，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游鱼，谁的生存又轻松呢？

在自己能力之内，尽力让孩子生存得更好，是父母常情。

但是过犹不及，孩子的人生根本还在孩子自己。不必过度为孩子焦虑，不必过度为孩子操心！

二、不要要求孩子长大了对你感恩待德，回报养育之恩！

不要要求孩子长大了必须对你感恩待德，回报你的养育之恩。

孩子长大后会有他的家庭，他的孩子，这会成为他的生活中心；而丧失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甚至沦为“负担与累赘”的父母自然逐渐被边缘化。就如同动物群体在食物短缺时，年老的和伤病的总是会先被舍弃——这是生物繁衍的法则！

生孩子、养孩子是你的选择，你不欠他的，他也不欠你的！

就像《天道》中丁元英所说，如果您养儿是为了防老，那就不要谈母爱有多伟大。您养来养去都是为了自己，那是交换。等不等价还两说，碰到个不孝顺的，您就算赔了......

所以，不要有要求，也别作指望。你内心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交换”；有了期望，也就容易失望和受伤。

如果孩子对你感恩、回报，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是只“白眼狼”甚至孽障，你也只能认！

在重大利害面前，人类一切的亲情.友情.爱情.法律.道德.信仰等等，都不堪一击！

Fri, 01 May 2026 14:59:16 +0800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危险。

说明：以下案件源自新闻报道，由AI百度文心助手整理。

（一）伯父炸死侄女案

2025年1月31日(正月初三)，河北邯郸王某晶、王某欢、王某娜三姐妹在给已故父亲上坟时，引爆了大伯王某东预先埋在坟头的自制爆炸装置，三人当场被炸身亡。这场悲剧源于多年的土地纠纷。王某东与三弟王某山(三姐妹父亲)因耕地归属、迁坟占地等问题积怨十余年；

2021年，王某山去世后，其妻子刘某芳因土葬被举报，不得不将丈夫的坟迁至娘家村里的亲属耕地。这一迁坟行为再次触动了王某东的敏感神经。在农村传统观念中，坟地的位置与家族的风水、土地权属紧密相关。王某东认为迁坟占用了他所谓的“自家利益范围”，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让他对三弟家的怨恨愈发加深。

王某山家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在当地部分农村，“重男轻女”“无后为大”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王某东觉得三弟家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断了香火”，按照旧俗，三弟家的土地等财产应该由他这个兄长继承。这种封建思想让他对三弟家的土地虎视眈眈，也让他觉得自己争夺土地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当三弟家的女儿们为了维护自家权益与他发生冲突时，他更是觉得这些“外嫁女”没有资格干涉土地事务，这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2023年5月，两家再次因为土地问题发生争吵。在争执过程中，王某山的二女儿王某欢将王某东的妻子打成轻微伤。这一事件成为了王某东报复的直接导火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他妻子的伤害，更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他觉得自己作为兄长，在家族中应该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侄女的行为让他颜面尽失。从此，他心中的仇恨之火彻底被点燃，开始策划一场可怕的报复行动。

2024年5月，王某东购买了两箱组合烟花，开始了他的炸药制作计划。他将烟花藏在仓库的空水缸里，利用七个月的时间，一点点地拆开烟花，小心翼翼地提取里面的火药。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了实现报复的目的，竟然开始研究爆破原理。他在赶集时买回《民用爆破技术》书籍，用女儿做化学实验的烧杯调配火药比例，还进行了多次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他炸塌过废弃瓜棚，飞溅的陶片在他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的疯狂行为。他详细记录了每次爆破的数据，不断调整火药的配比，以确保炸药的威力足够强大。

2024年12月20日深夜，王某东觉得时机成熟，便将自制的炸药坛装进绿色饲料袋，埋在了三弟坟前三尺深的位置。为了确保炸药能够准确引爆，他将引线用防水胶布缠了三层，末端对着坟前烧纸的位置。此后，他每周都会在深夜去检查引线，用枯草掩盖翻动痕迹，甚至连田鼠刨土的爪印都要仔细抚平，生怕被人发现破绽。他像一个耐心的猎手，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2025年1月31日，正月初三，按照当地习俗，王家三姐妹王某晶、王某欢、王某娜带着对父亲的思念，提着纸钱来到坟前祭拜。她们跪在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和父亲说着心里话，还告诉父亲家里有妹妹要出嫁的好消息。然而，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悄然降临。当火星点燃炸药引线的瞬间，一声惊天巨响突然响起，爆炸的气浪将三姐妹掀翻在地。

等村民们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三姐妹倒在血泊中，身体被炸得支离破碎，颅脑崩裂，脏器损伤严重。最小的女儿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在送往镇卫生院的途中也因伤势过重失去了生命。她们的母亲在邻村抓药，听到巨响赶回时，只在焦土里找到了半截女儿的发卡。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2025年3月，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王某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某东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同年10月14日被执行死刑。

（二）侄子撞死伯父案

2026年3月17日清晨5时52分许，河北邯郸永年区76岁的未大爷骑电动车出门时，被提前埋伏在路口的侄子未某奇驾车撞倒并碾压，最终抢救无效身亡。事件的根源是持续27年的土地租借纠纷。

1999年左右，未大爷为了外出务工，将自家1200多平方米（约1.8亩）的土地借给侄子未某奇和其哥哥开办螺丝厂，双方口头约定每年收取2200元土地使用费。在当时，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的价值不断攀升，27年后的今天，这块土地的市场租金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的约定。

2024年，74岁的未大爷结束在外的务工生活回到家乡。他看到自己当年借出的土地被侄子用于经营螺丝厂效益不错，便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要么侄子将土地归还给他，要么按照当前市场价格的一半收取租金（约数万元）。然而，未某奇却认为这块土地已经被他使用了27年，早就是他的“固有资产”，不愿意归还土地，也不愿意提高租金。双方因此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多次协商都未能达成一致。

在协商过程中，未某奇态度强硬，对未大爷的诉求置若罔闻。他觉得未大爷是在“狮子大开口”，故意为难他。而未大爷则认为侄子忘恩负义，不懂得感恩。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从最初的口头争吵发展到后来的互相指责和谩骂。未某奇甚至觉得未大爷的存在是他的“绊脚石”，影响了他的生意和生活。这种积怨在未某奇心中不断积累，最终演变成了可怕的杀意。

为了实施报复，未某奇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他知道未大爷有早起出门的习惯，且每天都会经过村里的一条固定路线。于是，他提前几天就开始观察未大爷的出行时间和路线，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2026年3月16日，未某奇特意租借了一辆与自己平时驾驶的车辆不同的轿车，以避免被人轻易认出。他还让儿子准备好自家的车辆，以便在作案后接应他。

2026年3月17日凌晨4点50分，天还没亮，未某奇就驾驶着租借来的轿车来到了未大爷必经的路口附近开始埋伏。他坐在车里，眼睛紧紧盯着路口，等待着未大爷的出现。大约一个小时后，也就是5点52分左右，未大爷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了路口。未某奇看到目标后，立刻发动车辆，从未大爷的身后猛冲上去，将未大爷连人带车撞倒在地。

然而，未某奇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担心未大爷没有被撞死，会指认他，于是又猛打方向盘，驾驶车辆直接从未大爷的身上碾压过去。这一碾压导致未大爷的肋骨断裂了10根，内脏受到严重的损伤。未某奇确认未大爷已经失去反抗能力后，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未某奇将租借来的车辆开出一段距离后，将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随后他的儿子驾驶着自家的车辆赶到，将他接回了家中。回到家后，未某奇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试图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他还和儿子商量好了应对策略，准备一旦事情败露就逃跑。

当天上午，未大爷遇害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未某奇的父亲得知自己的亲兄弟出了事，便让未某奇去未大爷家看看情况。未某奇竟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了未大爷家。他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假惺惺地表示关心，还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仿佛自己与这起案件毫无关系。

未某奇自以为作案手法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村里的监控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他的作案过程。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了未某奇驾驶车辆撞倒并碾压未大爷的全过程，以及他作案后逃离现场的路线。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调取了监控录像，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未某奇。

未某奇得知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且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后，感到非常恐慌。他担心自己会被警方抓获，于是在案发后的第二天驾驶车辆逃离了邯郸。然而，他的逃亡之路并不顺利。在途经石家庄时，因心理压力过大，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自己受伤。他不得不前往医院就医，而警方早已根据监控线索追踪到了他的行踪，最终在医院将他抓获归案。

除了未某奇之外，警方还抓获了其他涉嫌窝藏包庇的人员，包括未某奇的儿子和哥哥。未某奇的儿子在作案后接应他回家，帮助他掩盖罪行；未某奇的哥哥则与他商量过找人顶包的事情，涉嫌共谋。目前，这些涉案人员都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最初看到这消息我异常震惊！！

不过后来想一想，历史上皇家为争夺皇位，杀兄、弑父、杀子等连猪狗畜牲这类低等动物都做不出来的残暴，在自诩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世界却屡见不鲜——想一想，就没什么不理解的了！毕竟人类诞生以来，人性没有变。

人自己都说“虎毒不食子”，但是历史上“人食人”却一再上演。

人常骂人“畜牲”、“畜牲不如”，但是人之恶、毒，有时连畜牲恐怕都感到心惊胆颤！

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凑近了谁都没法看！

永远不要高估了人性的善，不要低估了人性的恶。

在重大利害面前，人类一切的亲情、友情、爱情、法律、道德、信仰、制度等等都不堪一击！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套用这句名言说一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人性的丑陋与恶毒之后依然愿意与人交往，愿意帮助人，去热爱这个丑恶的人类世界！

不要抱怨人性，不要违背人性，而要理解人性、接受人性……

为什么如今互联网上完全无法讨论？

Sun, 19 Apr 2026 09:21:18 +0800

(以下摘自网络，经编辑整理)

为什么人类越来越难以彼此沟通？

1、思想差异

思想、认知、观念等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彼此观点不同

2、利益立场

屁股决定脑袋，不同立场下，不讲对错，只争输赢；

那什么决定了立场呢？——利益！

3、文字与语言乏力

所想 vs 所表达，有差异

所表达 vs 他人所理解，有差异

为什么如今互联网完全无法讨论？

1、意识形态极化

意识形态极化严重侵蚀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使其从“观点交锋”退化为“立场厮杀”，最终导致公共空间的撕裂与失声。

例如，对公共政策的批评被认为“不爱国”，建设性批评被当作“攻击”，对历史的反思被斥为“抹黑”、“唱衰”。

这种标签化审判‌取代了说理过程，使得真正有价值的讨论难以展开。

2、民粹情绪操纵

在流量逻辑下，情绪化表达更易传播，理性论述反而被边缘化。

3、利益集团压制

引导煽动大众舆论，压制对方观点。

4、信息茧房垄断

当某种声音被算法或舆论力量放大为“主流”，持不同意见者往往因害怕被攻击而选择沉默。

久而久之，公共空间只剩下极端对立的两极声音，中间地带被挤压殆尽。

最终，观点之争，变成立场审判，人身攻击，情绪发泄代替了理性讨论。

人类本质上是乌合之众，是很容易被煽动、被操控的；

而极少数在群体狂热中保持清醒与独立的人，只有一种命运——被视为“异己”遭到打击清除！

《古斯塔夫·勒庞50条警句》

《为什么他们要在网络上用最恶毒的语言暴力攻击别人？》

《大V网红与它们的脑残粉丝——国内自媒体现状》

《大V网红与它们的脑残粉丝——再谈国内自媒体现状》

[转]文革期间的一件“灭门判决”——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

Mon, 06 Apr 2026 11:08:19 +0800

本文转自公众号“渔村小丫头”，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RO6O0SQ2f16NpLEkVdSqw

本转载仅为留存记忆，无商业用途，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历史长河里，涉及到造反的，忤逆皇帝的罪行，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明朝的朱棣创造了诛十族的记录），大致指的就是这种“灭门处决”。

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期间，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江西等地，早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先后被打死的“灭门处决”。

这里谈的是当局以法律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判处并执行死判的“灭门”，不是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的“灭门”（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那种情况）。

还须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封建朝代的“满门抄斩”，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通常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

那一特殊时期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杀你全家！

《“文化大革命”简史》在相关章节评价到，清理阶级队伍“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没有保证，司法监察机构被砸烂，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同时“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亿人”，导致“冤假错案剧增”。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9月5日全国省级革委会已全部成立，“夺权”运动全面结束，武斗也渐渐得到控制，特别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决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运行的相对稳定期。

但政治运动非但没有结束，还演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其中的“一打三反”又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加强了打击“敌对分子”的力度，同时也意味着对“敌人”的打击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和国家行为化。

“一打三反”的审查方式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它所造成严重后果在于：它是“文革”极左思想的继续，也是政治运动的继续，对此前抓捕的囚犯开始大面积判决，而且对许多原本已经判决的案件又进行了重新判决，且多为重判。

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产生震慑效果，把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这样，杀人就变成了数字任务的完成。

“一打三反”中尤其著名的案件当属遇罗克案，此案距“一打三反”的通知发出仅一个月，3月5日遇罗克即被杀害。

此外，轰动南京的慧园里6号“母子冤案”也是这个原因，是对已经判决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主犯李立荣由已经判决生效的十年徒刑，重新审理后改判死刑，同时还连累了原本并不涉案、与案件毫无关联的母亲林舜英，母子在同一部囚车上被绑缚刑场处决。是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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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自：方子奋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记忆》2010年第22期）

谈到“文革”时期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灭门处决”事件，方先生写道：

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子，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60岁的母亲林舜英。

自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

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在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

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

“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口号声震耳欲聋。

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

37年后的今天(2007年)，当我手中这支颤抖的笔写到这里时，耳边又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喊声：杀！杀！杀！杀！杀！杀！。。。。。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结局发生在1970年的12月10日。

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就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一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个与会者的耳朶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像大风之下的麦田一样涌过一阵波动，人群中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低频声浪，直到主席台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才逐渐平静下来。

人们一下子亲身感觉到，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人权，人性，人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天赋予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象洁白无瑕的精美瓷嚣一样，在可怕的专政铁锤猛击之下，顷刻之间成了一堆碎片。　　

就在判决刚刚宣读完的那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语音未落，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知道他要喊什么，更请楚他想干什么。

他是在穷尽最后一口气，对苍天，对在场的十几万人，对所有人类，悲愤地倾诉自巳和老母亲的冤情，

他要愤怒地控诉那个高高在上的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血腥暴戾，

他要向全世界揭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

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喊不出，什么也不能做了。

那根具有中国特色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控诉、揭露，将他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全部勒回了他的胸膛。

满含着对暴政的仇恨，对愚昧的厌恶，对曾经跻身其中的那罪恶社会的诅咒，他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26年的人生旅程。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当时那场面的几十万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大约是为了凸显“威慑”和“镇压”的强大效果，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地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她们母子的脸，她们母子在人世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陽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太阳由于不忍目睹人世间这种疯狂的戮杀而将脸深深地埋进了云层。

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个城市，所有刑车经过的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个大刑场。　

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巳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每当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中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都禁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一些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这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对某些人，这些事就像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

可是，这次同以往毕竞不同，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头等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

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后，也身不由己地不寒而栗。　

人们已搞不清古今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母子一同杀头的悲惨记录了，只记得在大家都看过多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过相似的情节。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这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两者之间，是戏剧中虚构情节和当前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在行为上的刻意效仿呢？

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母亲和他文静的中国儿子，真的能象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历史，难道真的非得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如命的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人类，莫非一定得世世代代陷入寃寃相报的循环，历经没完没了的劫难，从而走向最后的终结？

1970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随着南京凤凰西街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十颗苦难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是在凤凰西街尽头处一片坟场里进行的，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是雄辩的证人，证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那个暴君及其爪牙们的凶残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任何敢于表示对专制独裁制度不满的人，其下场又是何等悲惨！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表现得倒颇为宽容，很有点“人性化办案”的色彩，这就是事后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张志新的亲属则没有这么幸运，她的丈夫接到通知后，乖乖地交了一角钱。

就在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

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

我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我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不知这些狗日的当时怎么下的了手的？！这，就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对此中肯而又朴素的评价。

十条生命，对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穷小。.....连死一半中国人都不在乎，杀十个人又何足道哉？

可就是这无穷小中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却让南京当时的几百万市民从她们同时被杀的事件中，亲身感受到了“..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

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悄然落下，叫人身首异処，而且是防不胜防；

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谨慎，如何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巳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

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匍伏在君王的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了，但为了贯彻......“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然后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

孔老二当年鼓吹过“有教无类”，现在则是有斗无类，有杀无类。不管你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或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不论你是学富五车的大家，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挑上谁，谁就难逃厄运。上至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下至黎民百姓，布衣贫民，概莫能外。　　

1970年12月10日的这个晚上，当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报……

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该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文中各主要当事人浮沉既定，本文也该告一段落了。　　

春节前夕我去李宅，周围一切一如旧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令我亲切，令我熟悉。远远望见李家二楼灯光时，突然一阵冲动从心中迳直涌向眼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就在那瞬间，我耳边又回响起波隆贝斯库《叙事曲》优美的旋律，那是当年李立荣最爱拉的曲子之一。

37年前，我每当走到那里时，就能听到从他家二楼飘过来那悠扬的小提琴声，于是我的心中就会立即注满莫可名状的亲切温暖，当我想到再花一分钟时间走进那幢楼后，就会有林舜英慈祥的微笑和李立荣热情的问候在迎接我时，我往往三步并为二步地向慧园里6号那栋老楼走去……

我停下了脚步，我的双腿象灌了鉛似的沉重，我抬起头，我仰望着璀璨的星空，我用尽了胸中所有的气力，我集中了所有的怀念、回忆，我悲怆地对天喊了起来：魂兮归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我们希望着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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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正平：“文革”中的五类“犯罪类型”研究！

[转]单正平：“文革”中的五类“犯罪类型”研究！

Sat, 28 Mar 2026 09:13:15 +0800

作者：单正平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选自作者论文《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秋季号

笔者认为，“文革”的罪行不能推到一个人或“一小撮”人身上，但同样也不能反过来推到普通参与者身上，更不能让“文革”的发起领导者与一般参与者在责任归属上“平分秋色”！

“文革”的发生当然有犯罪主体，这个主体既不是个别人或一小撮人，也不是成千上万的人，而是国家本身。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国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也是由具体的人领导管理的，是这些人或其中某些人犯了罪，而不是国家本身犯罪。

但笔者认为，任何领导人若离开了国家机器的力量，他仅凭自身的个人行为是不可能犯下象“文革”这种滔天大罪的。

“文革”罪错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国家力量被滥用了，还是国家自身有其特殊利益，因此迫使一些人为维护这种利益而自觉不自觉地犯罪？

“文革”同“反右”一样，同样是国家犯罪。从犯罪现象看，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犯罪都与国家有关，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

一、“文革”中第一类犯罪，也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

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是谁杀死的？是政府。他们被关在政府的监狱里，受政府的审判，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侮辱，被政府的行刑队枪杀，政府还要收取枪毙他们的子弹费！

可是政府除了宣布原先的判决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从未为这些罪行承担政治责任。而且这些人的命运在官方的正史中根本没有任何记载。这些特大恶性冤案，应该由谁忏悔？

与这些牺牲者相类似的还有大量思想犯，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最终免于一死，但多年的牢狱生涯事实上已经剥夺了他们生命价值的主要部份。这些人和“右派”一样，仅仅只是获得平反。对他们实施犯罪的国家，同样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面对这些幸存者，该谁忏悔？或者更应该问的是，这样的罪行，又岂是一个忏悔所能了结的！

二、“文革”中第二类犯罪是在一些地方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比如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屠杀案。

这一类暴行或许没有政府高层的直接授权，是“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自发“革命行动”。

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长期以来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他们的行动受管制，要无偿为基层政权服劳役，每有政治运动则必受斗争批判……他们的人身权利早已荡然无存。

可以说，大兴县、道县式的集体屠杀乃是政府长期以来强调阶级斗争、对“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暴力专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杀人者执行的是多年来多次下达却没有确定执行时间的命令，是没有具体程序规定的命令，是类似于“便宜行事”、“相机处理”之类不是命令的命令。

这样的命令表面上与死刑判决书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地富反坏右”就是“阶级敌人”，是“威胁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势力，对他们如何处置，“革命群众”根据自己的觉悟去决定，国家不会制裁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革命群众”。

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曾经煽动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大兴县惨案就是在这样的鼓励下发生的。据记载，从8月27日到9月1日，大兴县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三、“文革”中第三类犯罪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

这种犯罪的指向是党政机关，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号召是毛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换言之，是毛给“造反”赋予了合法性。

在中国这个党政合一的国家，毛身为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在各级政府对他的决策执行不力时，为了改组政府，以合法身份采取了非法的措施和行动，比如让“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国务院行使部份国家的日常管理权力，这不是他的私人性质的行动。

笔者认为，“红卫兵”和工人的“造反”是受到执政党最高领袖的诱导、鼓励、赞许、默认的行为，而在上海这种关键性城市发生的夺权行动则实际上是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之下进行的。

当时，各级政府被毛及其高层助手当做“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高潮时期，毛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各级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

四、“文革”中第四类犯罪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

这一类的犯罪往往被认为是自发的，似乎与政府没什幺瓜葛。其实，从1963年开始，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因此“文革”发动后出现的种种暴行，与党和政府多年的指示号召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抄家劫舍是举着党的“兴无灭资”、“破四旧立四新”、“反修防修”的旗帜进行的，是“奉旨”行事，决非一般意义的个体或群体犯罪，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何国家机器对此类恶性保持沉默。

在“文革”初期的抄家狂潮中，财产、图书、文物等不是被焚毁，就是缴公，只有很少部份在混乱中被人私藏据为己有。“奉旨”抄家的“红卫兵”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更不会为此忏悔。当时，受害者们也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个人犯罪，他们往往去向公安机关求助寻求保护。公安机关当然不限制此类“革命行动”，更不会依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相反，不少暴行就是在警察的帮助下进行的。

当时，领袖的号召、官方意识形态的鼓励、公安部门的助纣为虐，都使得“红卫兵”们笃信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与正义性，认为自己的作为不但有利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关乎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

今天嘲笑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那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倡导鼓励的全民革命运动中，所有的这类犯罪都蒙上了一层神圣、纯洁、伟大的色彩，而与个人利益无关(不排除少数人乘机发财)，这也是很多当事人现在不忏悔的原因之一。

这类犯罪的实施者大多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当然应该忏悔，但他们的忏悔并不能替代对国家对历史罪错的承认；而且，这类国家罪错如果不能由政府领导人出面表示忏悔，根本就不能引起全民族的思考。

五、“文革”中还有一类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不同“造反派”之间的派别斗争。

这种派别之争后来发展成“武斗”，为此死了不少人，也造成了很大经济和财产损失，因此也应被视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犯罪。

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对武斗的中肯分析。这场奇怪的全国各地的局部混战，从表面上看是“造反派”要争正统，或者说是要在伟大领袖毛面前争宠；但实际上则是为了在基层政权短期瘫痪期间争夺各地的地方控制权力，是“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得权力后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

这样的斗争当然不是什么义战，也有悖于领袖的意志，所以“武斗”中的一些犯罪分子后来受到了惩处。“武斗”中对立的双方因为无所谓正确错误，彼此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忏悔问题。

现在，“武斗”参与者如果要“忏悔”，很可能只是对自己当时的幼稚蒙昧、轻易被人利用而感到后悔，那与真正的忏悔相去甚远。当时很多死于武斗的人至死还以为自己是在为革命“英勇献身”。

如同前几种犯罪一样，“武斗”之所以发生，还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煽动的结果，“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就出自于江青之口。可以说，这种非正义的争夺权力的混战，其最终责任人仍是发动造反的领袖毛和“中央文革小组”。

以上几种犯罪行为都与国家机器或党政领导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尤其是后三种，伤害人之多，亘古未有。

但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因“文革”期间的这些犯罪行为受到惩罚，也很少有人真正为此忏悔。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类犯罪的施行者固然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众”，但此类行为总体上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的，服从于最高领导人通过国家机器的策划、动员和部署。

所以，这类犯罪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而非个人，“国家罪错”主要表现为对那些犯罪行为的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

即使行为者没有接受国家直接具体的行动指令，但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或者直接鼓动或者默许（包括对大面积普遍性的犯罪行为免予追究处理）了这些行为。

谈谈对资本主主 vs 共产主义的理解！

Sun, 15 Mar 2026 10:25:12 +0800

说明：本文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包含在共产主义内，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vs 共产主义最本质的两点区别：

第一、政治上，政权掌握在谁手中

（这叫“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

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是无产阶级(工农联盟)领导夺取的政权；

（悖论：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了，还会是无产阶级吗？）

第二、经济上，经济大权掌握在谁手中，即生产资料所有制

什么是生产资料？核心包括：土地，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厂房)，原材料等；

共产主义是公有制，为什么是公有制？为了消灭资本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理论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厂子的主人，就像资本家是自己为自己干，所以没有剥削）

资本主义 vs 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即“私人资本主义”（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循环发生）
共产主义，即“公共资本主义”或叫“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必然沦为“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 vs 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严格的楚河汉界、绝对的对立。

有的国家可能混合了两种制度的元素，比如以色列，是国际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土地是国有的，也存在“基布兹”这种共产主义性质的产物。

我国经过初期几十年的艰辛探索与实践，在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发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按照马恩列斯的著作，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完全100%公有制，行不通！

终于在1978年之后拨乱反正，对内开革，对外开放，开放私人资本，吸纳外资，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但之后几十年在“国退民进 vs 国进民退”的拉扯平衡中，始终坚持保持“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因为这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最后一道门面！

《国企叫国有企业；民企为什么叫民营企业，不叫民有企业？》

聊聊所谓“人口红利”！

Sat, 28 Feb 2026 20:08:05 +0800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是小白杏活命的唯一办法。每年开会，关于就业、劳动者权益、劳动待遇相关话题总是热点。代表积极建议呼吁，网友热烈讨论吐槽。比如：反对加班，要求落实双休，贯彻劳动法，消除年龄歧视，8小时减为7小时，取消劳务派遣……

劳苦大众发泄着内心的不满，但应该也心知肚明，现阶段这些不满和诉求顶多可能只会被敷衍两句。

就眼前，现在这个吊样子，创业就业有多难都清楚。对企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行为，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就长期，转型升级还在路上，人口红利不得不继续吃，好在眼下仍然还有的吃。

“人口红利”这词以前被当做咱们的优势，很骄傲似的经常用，现在不再提及。

想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冠冕之下它实在显得刺耳与不合适宜。

这个词真的很万恶！把“人”当红利！谁的红利？当然是资本的红利、Z客的红利！却是劳苦大众的苦难与血泪！

吃“人口红利”的手段：

早期，压低劳动工资(大肆宣传咱们劳动力成本低)；
之后，延长劳动时间（996/加班/单休/月休两天/12小时两班倒）；
随后，劳务派遣、劳务外包成为流行的用工手段；
现在，实习生、合伙人又被玩得风生水起；

表面上，就业难、工资低、加班多、工作时间长、休息少……所有的不合理，所有的剥削压榨，所有的内卷，都有一个根源——劳动力太多，客观上为它们长期吃“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
本质上，目前的增长发展繁荣，还离不开一代代廉价劳动力的持续接力奉(xi)献(sheng)。

人口红利，本质就是人血馒头，吃人口红利，就是吃人血馒头！

以前有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只能靠工人兄弟自己了。

讽刺的是改开后的工人主力军却正是当年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及他们的下一代，也许此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吧。

姚从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婚姻与就业模式”！

Sat, 14 Feb 2026 15:06:46 +0800

我国社会的婚姻模式、劳动(就业)模式，正进入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阶段：

以前，一个人必须得有个单位，必须得找到单位雇佣自己；
以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得结婚出嫁；

现在，这种单一模式正在被打破，形式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第一、在劳动(就业)领域

借助互联网网、AI等手段，自由职业、超级个体正在兴起，合作而非雇佣日渐增多；

传统的劳动雇佣模式被打破，一个人不是必须得有单位，不是必须得被单位雇佣。

第二、在婚恋领域

随着个体力量的增强，越来越多女性不需再依附于婚姻，独立意识提升；

男性看到婚姻及家庭的成本，付出与所得的差巨，也越来越理性，不愿做舔狗。

婚姻原先神圣的“爱情外衣”正在褪化，越来越理性、功利；

“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须”、“婚姻≠结婚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整体上男女对于婚姻虽然失望中仍抱着期望，但更多理性、务实。

以前，家长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孩子考个好大学后找个好工作，再嫁个好人家(娶个好媳妇)，似乎就人生圆满了。

然一辈子几十年虽然相对宇宙很短，奈何这世界变化太快，一切皆充满变数，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稳定——婚姻可能过不到一辈子，工作单位更可能干不到退休。

面对大变局，最重要的是：

1、要尽快改变过时的认知，“只知道找工作找个单位被人雇佣”、“把婚姻当成救命稻草或跨级之梯”，这种意识束缚你的思维，限制你的眼界、消灭你的勇气；

2、要有随时面对市场的勇气与能力，要培养把一个人活成一个公司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生存已具备“不再依赖于他人、家庭、家族等群体”的条件。不知不觉间，西方那种重视个体、崇尚自由等思想已悄然侵蚀着我们原有的重视集体、重视家庭等思想。我不确定这是好是坏，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今天“一切向钱看”，“自私冷漠”的社会环境，倒是实现了二千年来历代帝王的梦想——建立一个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的社会！

《婚姻，一场披着“爱情”外衣的合作交易》

《我们都需要重新认识“婚姻”》

不要再拿“人均”掩饰严重的“两极分化”了！

Sat, 31 Jan 2026 10:06:27 +0800

以前为了韬光养晦，证明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总拿“人均”来证明自己还很穷；
近些年不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了，一方面是欧美完全不信了，一方面自身实力增长了。于是180度大调头，似乎总拿“人均”显示自己有多富、多强，人民有多幸福了；

工资

我一年3万，他一年30万

我们一年平均工资16.5万

收入

我一年5万，他一年50万

我们一年平均收入27.5万

存款

我-10万，他100万

我们平均存款45万

旅游

我一辈子没出过村，曾经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30公里外的县城

他一年出去旅游8次

今年我们平均旅游4次

工作时长

我12小时两班倒，月休2天，每周工作超80小时；

他每天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

我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8小时；

有的一小时收入仅10几块
有的一场直播收入几百万，一部戏几千万甚至上亿

“二八效应”

以前是，20%的人拥有80%
现在是，2%的人拥有80%

不要再拿“人均”来掩饰两极分化，粉饰面子，忽悠白杏，掩耳盗铃了。

差距早已不是几倍，几十倍，甚至不止几百倍，几千倍……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已经不亚于腐败问题了！

邓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如果一直沉醉于人均的彩虹泡中

“富者阡陌相连，贫无立锥之地”

……

《邓小平:十点警示，振聋发聩》

为什么官僚集团是“铁饭碗”？

Wed, 17 Dec 2025 17:02:10 +0800

最近有一则新闻：
2025年12月15日，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第三批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典型案例：
湖南某县市场监管局16名行政执法人员，向当地商户“吃拿卡要”；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对相关人员予以撤职或调离执法岗位，并责令退还红包礼金。

很多群众质疑：“吃拿卡要”不算腐败？不算违法？处理仅仅只是换个工作？
不得不感叹：这“铁饭碗”真不是吹的，够铁！

在如今几乎已经全面市场化的当下，为什么官僚集团依然是“铁饭碗”呢？背后可能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人层面——利益考虑

人性驱动下的利益攫取，说得难听点就是“以权谋私”。不过这都可理解，换了咱们自己或者咱们子女进入官僚集团，咱肯定也希望这是个“铁饭碗”能端一辈子，甚至最好能世袭罔替。此乃人之常情。

第二、统治层面——稳定考虑

翻阅史书，回看二千年的王朝史会发现：官僚集团从来都是由小(人数较少)到大(人数越来越多)，不断增长膨胀的过程，从来都没有反着的。无论王朝财政危机多么严重，官僚集团可能会有降薪，但很少有裁员的。这背后的考虑：

一是再苦不能苦自己，再穷不能穷自己，就算有少数所谓“好官”愿意“损己为民”，大多数也不会同意；
二是如果官僚集团大量裁员，这些受过教育，有社会活动能力，了解统治集团内情的官僚们很可能心生怨愤，他们如果与被统治阶级搅在一起更易增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是越是王朝危机四伏的时候，越需要统治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稳定以齐心协力对付被统治阶级方可能稳定大局；

“牛马”不能称之为“集团”，因为它们是一盘散沙

最后说两件小事：

1、

北宋时期，陕西华阴县有个读书人，才华横溢，但屡试不第(一说殿试时被黜落)，对北宋科举制度深感失望。

于是投奔西夏，获重用，官至太师、中书令，成为西夏重要谋士。参与策划了多次对宋战争，给北宋造成重大损失。

为避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改革科举制度，宣布殿试不再淘汰考生，所有参加殿试者均予录取，仅按成绩作排名(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甲次)

这个读书人，叫张源(后改名张元)。

2、

崇祯二年(1629)，陕西发生大面积灾荒，饥民起事，朝廷财政危机。

为缓解财政压力，明廷下令裁撤驿站，大批驿卒驿夫瞬间失业。

为了求生，许多人便也加入起事队伍中。其中有个来自米脂县的驿卒，叫李自成。

相关链接：《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