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渔村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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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长河里，涉及到造反的，忤逆皇帝的罪行，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明朝的朱棣创造了诛十族的记录），大致指的就是这种“灭门处决”。
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期间，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江西等地，早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先后被打死的“灭门处决”。
这里谈的是当局以法律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判处并执行死判的“灭门”，不是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的“灭门”（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那种情况）。
还须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封建朝代的“满门抄斩”，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通常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
那一特殊时期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杀你全家！
《“文化大革命”简史》在相关章节评价到，清理阶级队伍“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没有保证，司法监察机构被砸烂，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同时“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亿人”，导致“冤假错案剧增”。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9月5日全国省级革委会已全部成立，“夺权”运动全面结束，武斗也渐渐得到控制，特别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决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运行的相对稳定期。
但政治运动非但没有结束，还演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其中的“一打三反”又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加强了打击“敌对分子”的力度，同时也意味着对“敌人”的打击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和国家行为化。
“一打三反”的审查方式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它所造成严重后果在于：它是“文革”极左思想的继续，也是政治运动的继续，对此前抓捕的囚犯开始大面积判决，而且对许多原本已经判决的案件又进行了重新判决，且多为重判。
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产生震慑效果，把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这样，杀人就变成了数字任务的完成。
“一打三反”中尤其著名的案件当属遇罗克案，此案距“一打三反”的通知发出仅一个月，3月5日遇罗克即被杀害。
此外，轰动南京的慧园里6号“母子冤案”也是这个原因，是对已经判决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主犯李立荣由已经判决生效的十年徒刑，重新审理后改判死刑，同时还连累了原本并不涉案、与案件毫无关联的母亲林舜英，母子在同一部囚车上被绑缚刑场处决。是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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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自：方子奋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记忆》2010年第22期）
谈到“文革”时期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灭门处决”事件，方先生写道：
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子，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60岁的母亲林舜英。
自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
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在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
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
“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口号声震耳欲聋。
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
37年后的今天(2007年)，当我手中这支颤抖的笔写到这里时，耳边又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喊声：杀！杀！杀！杀！杀！杀！。。。。。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结局发生在1970年的12月10日。
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就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一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个与会者的耳朶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像大风之下的麦田一样涌过一阵波动，人群中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低频声浪，直到主席台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才逐渐平静下来。
人们一下子亲身感觉到，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人权，人性，人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天赋予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象洁白无瑕的精美瓷嚣一样，在可怕的专政铁锤猛击之下，顷刻之间成了一堆碎片。
就在判决刚刚宣读完的那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语音未落，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知道他要喊什么，更请楚他想干什么。
他是在穷尽最后一口气，对苍天，对在场的十几万人，对所有人类，悲愤地倾诉自巳和老母亲的冤情，
他要愤怒地控诉那个高高在上的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血腥暴戾，
他要向全世界揭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
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喊不出，什么也不能做了。
那根具有中国特色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控诉、揭露，将他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全部勒回了他的胸膛。
满含着对暴政的仇恨，对愚昧的厌恶，对曾经跻身其中的那罪恶社会的诅咒，他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26年的人生旅程。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当时那场面的几十万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大约是为了凸显“威慑”和“镇压”的强大效果，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地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她们母子的脸，她们母子在人世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陽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太阳由于不忍目睹人世间这种疯狂的戮杀而将脸深深地埋进了云层。
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个城市，所有刑车经过的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个大刑场。
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巳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每当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中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都禁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一些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这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对某些人，这些事就像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
可是，这次同以往毕竞不同，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头等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
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后，也身不由己地不寒而栗。
人们已搞不清古今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母子一同杀头的悲惨记录了，只记得在大家都看过多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过相似的情节。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这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两者之间，是戏剧中虚构情节和当前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在行为上的刻意效仿呢？
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母亲和他文静的中国儿子，真的能象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历史，难道真的非得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如命的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人类，莫非一定得世世代代陷入寃寃相报的循环，历经没完没了的劫难，从而走向最后的终结？
1970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随着南京凤凰西街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十颗苦难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是在凤凰西街尽头处一片坟场里进行的，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是雄辩的证人，证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那个暴君及其爪牙们的凶残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任何敢于表示对专制独裁制度不满的人，其下场又是何等悲惨！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表现得倒颇为宽容，很有点“人性化办案”的色彩，这就是事后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张志新的亲属则没有这么幸运，她的丈夫接到通知后，乖乖地交了一角钱。
就在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
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
我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我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不知这些狗日的当时怎么下的了手的？！这，就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对此中肯而又朴素的评价。
十条生命，对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穷小。.....连死一半中国人都不在乎，杀十个人又何足道哉？
可就是这无穷小中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却让南京当时的几百万市民从她们同时被杀的事件中，亲身感受到了“..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
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悄然落下，叫人身首异処，而且是防不胜防；
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谨慎，如何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巳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
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匍伏在君王的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了，但为了贯彻......“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然后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
孔老二当年鼓吹过“有教无类”，现在则是有斗无类，有杀无类。不管你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或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不论你是学富五车的大家，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挑上谁，谁就难逃厄运。上至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下至黎民百姓，布衣贫民，概莫能外。
1970年12月10日的这个晚上，当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报……
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该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文中各主要当事人浮沉既定，本文也该告一段落了。
春节前夕我去李宅，周围一切一如旧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令我亲切，令我熟悉。远远望见李家二楼灯光时，突然一阵冲动从心中迳直涌向眼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就在那瞬间，我耳边又回响起波隆贝斯库《叙事曲》优美的旋律，那是当年李立荣最爱拉的曲子之一。
37年前，我每当走到那里时，就能听到从他家二楼飘过来那悠扬的小提琴声，于是我的心中就会立即注满莫可名状的亲切温暖，当我想到再花一分钟时间走进那幢楼后，就会有林舜英慈祥的微笑和李立荣热情的问候在迎接我时，我往往三步并为二步地向慧园里6号那栋老楼走去……
我停下了脚步，我的双腿象灌了鉛似的沉重，我抬起头，我仰望着璀璨的星空，我用尽了胸中所有的气力，我集中了所有的怀念、回忆，我悲怆地对天喊了起来：魂兮归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我们希望着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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