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上周写了篇文章

《聊聊我心中最大的“意难平”——李自成》

看到两种对李自成失败的典型评论：

一曰“流寇主义”

(可能是受SU联影响，咱们在批判一种行为时总要加上“主义”一词)

二曰“腐败变质”

(尤其说进京后如何贪图享受)

本文就聊聊所谓“李自成流寇主义”！

有些人开口闭口似乎只会说“流寇主义”四个字：

○山海关战败后，被迫放弃京都

○潼关战败后，又被迫放弃西安

在他们眼中都是“流寇主义”。李自成只要转移且吃了败仗皆被冠以“流寇主义”。

问题是：

如果能打得赢，能守得住，谁特么愿意到处被人撵着跑呢？

比如李自成放弃西安到达襄阳时，调集了原驻守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地约7万人马，

加上自己带的共凑了20万计划进发南京。

却由于清军抢了先，导致两头皆空：把那四地丢了，计划也落空了。

很多人在这里又批评“流寇主义”。

就算不调集分驻4地的兵马，

在这种一路败退的情势，在清军凌厉攻势下，7万兵马，分守4地，又能守几天呢？

就算20万人马一起，跟清军再来一次决战，能打得赢吗？

还有，李自成在起义初期，由于实力弱被明朝官军围剿，不得不在各省四处流动作战，

于是又被批“流寇主义”。

你弱小又打不赢，别人打来了，不跑等死吗？

如果实力强大能跟明朝官军硬刚，何必要跑呢？

谁不想建立根据地？攻下一地建立政权，想法很美，问题是实力远不如对手，守得住吗？

个人认为，李自成战略节奏没有把握好！

前期，打不赢、守不住，得不停流动作战，可以理解；

后期，实力逐渐强大，能和明官军正面交锋，能守住了，

没有沉下来先花时间和精力经营“占领区”以巩固积蓄内力；

而是在地方统治尚不稳固情况下，基础没打牢，就过急、过早进了京；

导致后来败退京都后，对各地的所谓控制很快陆续崩塌！

“流寇主义”从何而来呢？

○最早在崇祯朝时期，朝廷官员在奏疏中即有使用“流寇”一词；

○清编《明史·流贼传》将李自成、张献忠等定义为“流贼”；

明和清称李自成为“流寇、流贼”，是对敌对势力的惯用称呼，就像我D曾被称为共*；

○教员在谈到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教训时，提出了“李闯式的流寇主义”；

○1944年郭《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也用了“流寇”一词；

教员称李自成为“流寇”，主要是为了使全当重视根据地建设，是当时的ZZ需要！

(包括讲李自成亡于腐败，是为告诫大家成功后能继续艰苦奋斗)

《甲申三百年祭》本质是一部ZZ投机之作，被用作ZZ工具，并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

在ZZ需要，为ZZ服务的强力影响下，次要问题升格为主要问题，浅层表象原因掩盖了背后根本原因。

再比如，大家熟知的所谓“四大家族”说，本质是为舆论上打垮G民党的政治宣传需要。

你说四家有没有损公肥私，聚敛国财？当然有，这事哪朝哪代没有呢？

但是整个国家被四家瓜分了吗？这是G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吗？

群体不关心这些！ZZ家只需“断言”，给群体一个结论，然后不断重复，便能“深入人心”！

同样，

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大顺政权，在造F过程中是否流动作战？进京后有没有腐败变质？

当然有！

但这是主要问题吗？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吗？除了较真的史家做学术研究，没人关心。

所以，那些开口闭口“流寇主义”，“腐败变质”论调，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失败者只是一部反面教材。

要怎么利用，要借失败者表达何种意图或达到何种目的——取决于胜利者。

失败者只是胜利者通向胜利之路的磨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