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的《管子》一书，便把民众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管子·小匡》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这里的“石”，指柱础石。也就是说，士人、农民、工人、商人这四类民众，是支撑国家的基础。
《汉书》中，对“士农工商”给出过精确的定义：学习以做官叫作士，开辟土地生产粮食叫作农，利用技术制成器物叫作工，流通财物买卖货物叫作商。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士农工商”即是对平民的类别划分，也是等级划分，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层面的等级划分。
士农工商，排在首位的“士”为官员的备选群体，自不必说。
自西汉以来，历朝在法令层面上，几乎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
《汉书》载：西汉建立，平定天下后，汉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并制定重税，以限制商人。
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考虑到天下初步安定，就又放松了一些对商人的法律限制，但仍然规定商人子弟没有资格成为官吏。对商人的排斥和贬低也是历代以来的主流观念。
不过，纵然在法令层面对商人实行了持续的限制，但到汉文帝时，商人的生活还是远远优于农人。
长期以来，农业被视为根本，农人地位靠前；手工业者生产一些生活必要器具，地位次之；商人排在最末，经商被称为“逐末”。
“农”在第二位，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以至今日，朝廷政策及思想始终是“重农”，农业是国家根本，是重中之重。可是为什么农民日子始终最苦？
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无论丰收还是歉收，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无论苛政肆虐还是与民休息……农民最高的顶峰也不过是“吃饱肚子”。而且一旦有点风吹草动，他们立马就沦为难民，饿殍千里，人与相食......
为什么农业受重视，而农民却最苦，地位最低，待遇最差，也最容易破产？农民本身在这种所谓“重视”中到底获得了什么？
表面来看，历朝统治者对农民是极为重视的，然而这种重视的本质乃是由于粮食生产对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
农业社会中，财富的最大来源，便是土地的产出，各级官吏以及最高统治者的锦衣玉食，无不从农民身上榨取而来。田赋的征收、徭役的征调，承担主体皆是农民。
同时，如果农民不好好种地，粮食生产出了问题，天下也就要出大问题了。
这种情况下，当然重视农业，当然把农民说得很重要、地位很崇高。可是，这份“崇高”并不具备什么现实意义。
肯定你、表扬你、称赞你，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这天下离开自己这样的人可不行，从而干活更有劲、更卖力，这才是目的。
至于农民卖力干活有什么好处，最多就是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怎么？难道你还有靠种三五年粮食在城里买套宅院的想法？
如果不幸遇到了严重天灾或者遭遇战乱，农民就连卖力干活以换取温饱的机会都没有了。
比如在明末这种天灾和战乱双重灾祸下，大量的农民要么死于饥荒，要么死于战乱。好不容易有一部分人苟延残喘到终于改朝换代，统治秩序重新洗牌。
可在清初的头几十年，西府农民在人口极大损失的情况下，仍然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以至于依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一直到了康熙朝后期及雍正、乾隆两朝，社会总算是安定下来，总算是回到了卖力干活基本得以获得温饱的时代。
概括而言，统治者的所谓“重农”，本质是指“重农产”。
一旦农民在赋税缴纳和服徭役中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便会立即遭受残酷虐待——初次征缴，不能完全输纳，便会面临严厉“催科”，抢夺财物、抓人鞭笞，无所不用。往日为统治阶级口中重视的农民，要么逃，要么死。
长期以来，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除了农业生产是社会必需外，另一大原因出自治理的考虑——农人既便于治理，又“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统治者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倡导民众做个农人。
摘录自《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一书，作者:王帆 (有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