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选自网络《纵论中西全史》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做人的。大多数人其实兼具这两种人的特征，但有些人物，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之人，常常走向了极端。怎样区分这两种人呢？
第一种人，一旦事情交给他，他会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不顾一切，必定要把此事做成、做好，方才罢休。
第二种人，事情做不做得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得罪人，甚至借做事买好送人情，以广结善缘，而他洒下人脉的牺牲品，便是本来该做的事情。
这两种人你喜欢哪一种？你的答案或许很肯定：第一种。
两千多年，中国历朝历代，最难消除的便是官场之弊。政令不通，法令不行，在中国古代，简直是家常便饭。无论历代政府怎样努力，这积弊总是难以根除。原因正在于官场之上，做人之人何其多也，做事之人何其少也。第二种人，着实令人厌恶。
可是，你真的喜欢第一种人吗？却也未必。
事实是，虽然人们对第二种人有气，虽然第二种人在悄悄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转，虽然第二种人在无形之中蚕食走了很多本来属于你的利益，人们对于他们仅仅是骂骂而已。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满面春风般和煦的笑容迅速就融化了你心中的坚冰，你很快就与他称兄道弟了。
而第一种人呢，为了将事情做成，他无暇去平衡各方势力，他甚至会拿走你手中那些本不该属于你的利益。当你找他网开一面之时，他会突然变得好像不认识你。尽管他默默地为人们做了很多很多，但却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对于这样的人，他得罪了太多人，人们会群起而攻之，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毫无疑问，商鞅就是第一种人的极致。他做事做到了极致，他的死也惨烈到了极致。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因商鞅功大，将其封在商於之地，治下十五城，名号商君，权势已极。其后不久，一个叫做赵良的人来见商鞅。两人的对话，被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史记》之中。看得出，司马迁对赵良之言颇为赞赏。对话中，赵良列举了商鞅的数条罪状：
其一，“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也就是说，商鞅当年得见秦孝公，靠得是“嬖人”景监的引荐。“嬖人”是什么意思？国君身边的近臣。把这种陈年八卦拿出来说，可见商鞅的反对者为打击他已是绞尽脑汁了。
其二，“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
说商鞅不为百姓着想，把精力都花在大搞建筑上面了。原来商鞅是搞建筑把秦国搞成战国首强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三，“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
太子师傅为什么受刑，因为太子犯法，按律治罪。原来犯法不应治罪，治罪便是积怨。当然，他说的是事实。犯下错误而又想逃避惩罚，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综上所述，赵良给出了结论——“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商鞅不是做人之人。你如果不是做人的人，那么即便你使秦民安居乐业，即便你使秦国国富兵强，即便你为秦国重新夺回山河之险，那你必然也是“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了。
赵良还真没说错，不久之后，商鞅的灾难就来了。我们在上一篇曾列出了战国中前期的七大棋手，但其实还遗漏了一个。遗漏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和商鞅相提并论的棋手——第八位：秦孝公。
其实，无论是制定法令、勾画蓝图，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抑或纵横捭阖、谈笑退兵，秦孝公与商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若论独立的振兴国力之能，秦孝公也未必可与魏惠王、齐威王相比。
但是，秦孝公确有着其独到而坚定的战略眼光，那就是他永远清醒地知道：秦国的现在和未来，就着落在这个叫商鞅的人身上。终其一生，哪怕是波浪滔天，哪怕是黑云蔽日，他的眼光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新法一出，举国尽骂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太子犯法，兄弟被处以重刑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待到商鞅功高震主，秦民只知商君，不知秦公的时候，他还在支持商鞅。
变法大成之日，商鞅功德圆满，他毅然将十五座城池划给这位臣子，实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求贤时“尊官分土”的诺言。
公子卬中计，西河尽失之时，魏惠王曾感叹：“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可是以魏惠王的胸襟，他用得了商鞅吗？上天把商鞅给了秦孝公，上天也把秦孝公给了商鞅。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商鞅的人，或许只有秦孝公一个。商鞅这等国器，只有秦孝公这等君主才配拥有。魏惠王不配，秦孝公的儿子也不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死在了商鞅之前。临死前，秦孝公准备把君位传于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在这一刻，秦孝公想的或许是，只有把君位传给商鞅，方能使秦国富强下去；而商鞅想的或许是，只有保持君位的正常传承，才能保持秦国的稳定发展。两个一生做事的人，惺惺相惜，生死相扶。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甫一上任，曾因太子犯法被割去鼻子、十年未出家门一步的公子虔便出山，告商鞅谋反，惠文王通缉商鞅。
告商鞅谋反实在荒谬，但荒不荒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秦惠文王来说，必须要除掉商鞅。原因《战国策》里写得很清楚：“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鞅逃至边关，想住店。结果掌柜的撂下一句话：“商君法令，没有身份证住店，店家是要坐牢的。”在一个边关僻壤之地，法令仍被执行得不折不扣，不知商鞅心中是喜是悲。
商鞅逃往魏国，但魏惠王绝没有容他的度量。结果商鞅回到封地商於，起兵造反。以商鞅的智慧，绝对不会想不到，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此时起兵，绝不是为了夺取那曾经推辞掉的秦国君位。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终于要为自己做一件事，不是为了谋求什么，仅仅是反抗世界的不公罢了。
毫无悬念，商鞅兵败被杀。秦惠王车裂其尸，尽灭其族。这位为秦国呕心沥血二十载的人，就这样被杀死了。秦国的民众有何反应？——“秦人不怜”。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
最后这四个字，引来了极大的争论与猜测。说实话，我一直对“秦人不怜”的说法存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史料来推测，秦孝公商鞅时代的民众心态。
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时秦民的心态大体不离“敬”与“畏”二字，除了敬畏之外，还有不解......
也许在商鞅被车裂时，那一代秦民可能会暂时心存“不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由于对新法新生活逐步深入的体察，会对已经故去的铁腕政治家有着越来越多的敬意。
从商君之法能彻行百余年这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试想，诸如晏子、孙叔敖、百里奚那样倍受民众亲近爱戴的政治家们都没有跳出人亡政息的政坛惯例，反倒是被史家说出“秦人不怜”甚至记载所谓谋反事宜的商鞅真正做到了人亡政不息。
若非民人真心认可，商君所开创的耕战法治体系不会被贯彻到秦统一天下，甚至是形成了新的教条。所谓“秦人不怜”之说，终究是难掩“人亡政不息”之事实。
纵观春秋战国，罕有政治家能将时代的主题把握得如此之准，并开创贯彻整个战国且最终结束大争之世的政道体制。治国之巨匠，政治之雄才，诚此谓也！
《商君书》云：“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这个断家王指的是民众能自己权衡是非，而这权衡的尺度正是国府法令。
韩非子也说，“民皆藏商（鞅）管（仲）之法”。
由此可见，无论人们怎样评论商鞅，无论历史上的商鞅是否真的谋过反，商君之法已经深入老秦人之心，否则无以解释人亡政不息的历史现象。
然而，为他们兴国免灾的那个人，已经被他们杀死了。他身后，连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富强的秦国，只留下一腔遍洒刑场的热血。
那殷红的血，映照出的是世界的残酷，映照出的是人性的残忍，映照出的是现实的悲凉。那殷红的血，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史书之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我们知道，《史记》各个人物列传中，篇尾的“太史公曰”是对人物盖棺定论之言。世人论商鞅，大致如此，贤如太史公，亦莫能外。然而商鞅因何得此恶名？西汉学者刘歆一语道破天机：“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一生做事，从未做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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